近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后，无数仁人志士曾尝试通过改良、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道路挽救民族危亡，但均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未改变社会性质，军阀混战、列强环伺的局面，让中国迫切需要一条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新道路，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任务，自此被提上了时代日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思想武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创办刊物、成立社团、深入工人阶级等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有了领导核心。党成立初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尝试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先后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群众运动，积累了动员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初步经验。但此时党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认识尚浅，仍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对农村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缺乏足够重视，这为后来革命道路的转向埋下了伏笔。
1927 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发动 “四一二”“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面对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相继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其中，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这一决策打破了 “城市中心论” 的固有思维 —— 当时党内多数人仍受苏俄革命模式影响，认为应优先夺取大城市，而毛泽东通过对湖南、江西等地农村的实地考察，发现农村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且农民群体占人口绝大多数，具备开展革命斗争的潜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成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起点，它首次将革命力量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为后续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实践样本。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党开始系统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策略。针对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实行 “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革命的积极性，为根据地巩固奠定了群众基础。同时，通过三湾改编确立 “党指挥枪” 的原则，将军队建设成为执行革命任务的政治集团，解决了武装力量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关键问题。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赣南、闽西等根据地相继建立，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先后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行性，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然而，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党内 “左” 倾错误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 “围剿” 中失利，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途中，1935 年遵义会议召开，纠正了 “左” 倾军事路线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更在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标志着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为道路探索注入了自主发展的动力。
长征胜利结束后，红军抵达陕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革命新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后方。此时，随着日本侵华加剧，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将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民族救亡运动相结合。通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党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既扩大了革命影响，又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形式 —— 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借鉴了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同时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求调整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革命新道路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完善。
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建党，从武装起义到根据地建设，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根据地发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在不断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逐步推进的过程。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证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更为后续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