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如何控制阿里巴巴：依托合伙人制度

马云如何控制阿里巴巴，核心手段不是依靠大额持股，而是依托阿里合伙人制度，掌握董事会多数董事提名权，即便个人股权占比偏低，仍可主导董事会人选，进而影响集团重大战略决策；这套机制的核心是将控制权绑定合伙人身份而非股票份额，适用场景为阿里上市主体的公司治理层面，不直接覆盖蚂蚁集团，蚂蚁集团在2023年调整投票权架构后，马云不再通过一致行动协议掌握其多数投票权。合伙人具备提名董事会多数席位的法定权利，被提名董事只能由合伙人罢免，外部股东无法随意撤换，合伙人采用一人一票表决，新合伙人需要全体合伙人至少75%票数通过才能入选，马云与蔡崇信作为持续合伙人，在退休年龄限制上享有特殊安排，可参与合伙人规则修订与合伙人选举的关键决策。

马云如何控制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底层规则

阿里合伙人并非法律意义上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商事合伙，是上市公司内部的治理组织，依据阿里上市招股书与公司章程设立。合伙人的核心权力是提名足够数量董事候选人，确保合伙人提名董事占据董事会简单多数席位。如果合伙人提名董事在股东大会落选，合伙人有权直接任命对应数量董事补足多数席位，保障合伙人对董事会的控制能力。普通合伙人达到60岁需要退休，马云、蔡崇信两名持续合伙人的退休年龄放宽至70岁，该条款保障创始核心人员长期留在合伙人体系内，维持制度延续性。修改合伙人相关规则，需要股东大会表决，外部资本难以单方面废除这套治理架构。

持股仅提供分红收益，不决定董事会控制权。早期阿里融资过程中，软银、雅虎等外部资本获得大量股份，但通过上市前协议认可合伙人提名董事的治理安排，资本享有财务收益，不干预管理层人事任免与长期战略。这一设计解决融资稀释股权之后，创始人团队丧失公司主导权的普遍难题，也是阿里当年选择赴美上市的重要原因，港交所当时尚未允许此类合伙人治理架构上市。

马云如何控制阿里巴巴：权力边界变化

2019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2020年退出集团董事会，不再担任董事职务，不再参与董事会日常会议与业务审批。但他依旧保留合伙人身份，能够参与合伙人会议，参与新合伙人选拔、合伙人内部重大事项投票，对合伙人团队的人员迭代拥有影响力。这套架构的特点，是权力附着于合伙人集体，不是完全绑定马云个人；当合伙人集体意见发生变化，马云的影响力会随之减弱，不存在不受约束的个人独裁权力。

蚂蚁集团投票权架构调整，是马云控制权范围收缩的关键节点。在2023年之前，马云通过一致行动协议掌握蚂蚁集团超过半数投票权，调整之后，一致行动协议终止，马云仅保留个人少数股权，不再控制蚂蚁集团投票权，这代表他的控制边界只保留在阿里集团合伙人体系，不再延伸到蚂蚁集团。

判断这套控制方式是否有效，看两个硬性指标。一是合伙人能否持续选出认同原有企业价值观的高管进入合伙人团队，二是公司章程是否维持合伙人提名董事的条款。一旦合伙人内部人员结构大规模更换，或者股东大会修改章程取消董事提名特权，这套控制逻辑就会失效。外部普通散户投资者，无法单独推动修改公司章程，需要联合大量股东才具备提案基础。

这是创始人用治理架构，把控制权和股权进行分离。

普通企业依靠股权比例决定话语权，阿里这套模式把人事权放到合伙人集体，资本只拿财务回报。投资者购买阿里股票，拿到的分红权利完整，但对董事会人事的投票权限被压缩，这也是海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阿里时需要评估的治理风险。这套模式适合需要持续大额融资，同时创始人团队希望长期主导企业战略的科技企业，不适用于内地A股上市公司，A股上市规则不允许此类合伙人提名董事会多数席位的架构。

控制权不等于日常经营管理权。马云退出董事会之后，集团日常经营由CEO与业务管理层负责，合伙人更多把控人事与长期方向，不干预日常业务订单、营销、供应链这类运营事务。合伙人可以通过更换提名董事，间接更换集团高层管理者，但不会直接下达业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