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博古卸去主要领导职务，没消沉，继续跟着投身革命。李德则彻底结束了军事指挥工作，在延安做过教学和军事研究，之后回了苏联，晚年在民主德国定居、著书，最后病逝。李德和博古后来怎么样了，核心就是这两人在遵义会议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也有了不一样的最终归宿。
博古没因为失去指挥权就摆烂，反而想着弥补过去的失误。我翻党史资料时看到，他交权后一直坚守岗位，张国焘搞分裂，他坚决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他也不盲从，就默默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遵义会议之后，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还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又被派去当中共驻南京代表，在统战工作上，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博古早年其实就经历过革命的考验。被淞沪警察厅逮捕过，却始终没泄露半点革命秘密，最后总算被无罪释放。这份坚韧，后来也一直陪着他。他心里清楚，自己之前的教条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多大的损失，所以后期工作格外勤勉。起草文稿也好，深入基层讲解政策也罢，都不敢有半点马虎。
李德的后续，可比博古曲折多了。遵义会议后，他手里再没有军事指挥权，最初跟着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在红军参谋部做些杂活，主要还是在红军学校教书。刚开始，他对不少战略决策都有不同意见，反对过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还拒绝参加红军东征，不过后来，他也对自己的态度做了自我检讨。
凭借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的骑兵知识，他还协助训练过红军的一个骑兵团，我听说，这件事让他那段时间过得挺有乐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成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还兼任编委会主任，写过不少关于现代军事技术、坦克作战、防空之类的文章，只是大多都以译者的名义发表，很少署自己的名字。
在延安的那些年，李德好几次请求返回苏联，一直到1939年，才跟着赴苏治病的周恩来一起启程，算是结束了自己在中国的军事生涯。回到苏联后，他被共产国际审查，之后就被禁止再过问中国的任何事务，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后来，还以红军军官的身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二战结束后，李德回了民主德国定居，主要做翻译工作，当过德文版列宁著作的责任编辑，也翻译过一些苏联作家的作品，还曾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晚年的他，一门心思扑在著书上，1973年出版了《中国纪事》，只是书里歪曲了不少历史事实，还诽谤了一些中共领导人。1974年，他在东柏林病逝，享年74岁。
博古的生命，停在了39岁那年。1946年，他奉命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遭遇了意外空难，匆匆就离开了。他的一生，争议很大。前期的教条主义路线，确实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但交权后，他毫无怨言，尽力弥补，这份担当，也该被客观看待。
了解两人的后续经历，能更全面地看待长征时期的历史。平时查党史资料，建议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客观看待他们的功与过，别片面下结论。李德和博古后来怎么样了，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看待历史人物，要兼顾他们的历史行为和后续担当，这样才能有更全面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