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科学理论的诞生都深植于特定的时代土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同样与新世纪初的国际格局、国内实践及理论传承密不可分，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需要从多重维度进行系统梳理。
从国际视野来看，新世纪的世界正经历深刻变革，构成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全球潮流，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让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既为我国带来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也提出了在复杂格局中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挑战。同时，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逐渐揭示出单一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许多国家因忽视社会协调与生态保护陷入发展困境，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经验教训，为我国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镜鉴，促使党和国家思考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
国内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构成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积累，我国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 战略的前两步目标，2003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000 美元，正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这一时期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却尚不完善，深化改革必然触及深层矛盾；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但这种小康仍处于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社会总体安定团结，却面临利益格局调整带来的新问题。这种 “黄金机遇期” 与 “矛盾凸显期” 并存的现实，迫切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来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便不能脱离这一具体的国内发展语境。
发展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成为推动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直接动因。在 “发展是硬道理” 的理念指引下，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部分地区和干部出现了片面的政绩观，将发展简单等同于 GDP 增长。一些地方脱离实际盲目上项目、搞 “形象工程”，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这种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的发展失衡状况，让党和国家深刻认识到，必须校正发展导向，树立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维度的发展理念。2003 年非典疫情的应对过程，更让全社会意识到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这些现实问题共同催生了对科学发展路径的探索。
理论传承与思想创新的延续性，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渊源。科学发展观并非凭空创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续与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统筹兼顾方针，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中对人民利益的强调，都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 “民惟邦本”“天人合一” 的思想精华，经过扬弃后也融入其中，形成了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核心内涵，这种理论与文化的双重继承，构成了科学发展观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使命与执政理念的深化，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政治保障。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为根本追求。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更强调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活殷实。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全新的发展观作为指导。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完整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正是这种对执政使命的深刻把握，让科学发展观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