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诡事录》开篇的长安红茶案中，吏部侍郎裴坚设宴款待苏无名的场景里，长安县令元来的身影一出现，不少观众都会下意识地愣神 —— 这张脸和裴侍郎也太像了。随着剧情推进，当元来露出操控官场的阴鸷笑容，而裴坚在朝堂上展现出圆滑又无奈的神情时，更让人忍不住琢磨：元来和裴坚为什么长得一样？这并非偶然的设定，反而藏着剧集创作的巧思与演员演绎的功底。
要解开这个疑惑，首先得走进这两个角色的身份底色。裴坚是关中四大姓 “裴氏” 的后人，官拜吏部侍郎，在唐玄宗未登基的时代里，这个正四品的官职手握官吏考核升迁的大权，可谓是朝堂上的实权人物。剧中的他总是身着绣纹官袍，言谈间带着世家子弟的沉稳，面对公主与太子的权力博弈能巧妙周旋，对待女儿裴喜君又流露着父爱的柔软，整个人物如一块温润却有棱角的玉。而元来则完全是另一种模样，身为帝胄之后却因腿部残疾被滞留在长安县令的位置上，十年兢兢业业的政绩成了他人的垫脚石，年过天命仍未得志的愤懑，最终让他走上用新娘鲜血炼制红茶控制百官的邪路。他的眼神里藏着压抑的戾气，说话时带着不甘的颤抖，连站立的姿态都透着隐忍的扭曲。
这样两个性格与境遇截然不同的角色，之所以会有相似的容颜，答案藏在演员的演绎里。饰演裴坚的张子健，是观众熟悉的 “李元芳” 扮演者，而元来这一角色同样由他塑造。在影视创作中，“一人分饰两角” 是常见的艺术手法，既能考验演员的演技张力，也能在视觉上形成巧妙的对照。张子健为了区分二者，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裴坚说话时语速平缓，抬手投足间带着官场历练出的从容，即使在女儿闹婚时失态，也很快恢复沉稳；而元来与人对话时总是微微低头，再突然抬眼看向对方，声音里带着刻意压制却藏不住的亢奋，尤其是谈及 “长安之主” 的野心时，嘴角的弧度都透着狰狞。观众之所以能一眼分清二人，靠的正是这些超越 “容颜” 的细节刻画，而元来和裴坚为什么长得一样的表层疑问，也在此处得到了最直接的解答。
更深层来看，这种 “容颜重合” 的设定，实则是剧集对人性的隐喻。裴坚与元来有着相似的出身背景 —— 都带着贵族血脉，都对仕途有着执念。裴坚靠着家族底蕴和圆滑手腕在官场立足，虽未达到权力巅峰，却也保全了自身与家人；元来则因身体缺陷被主流仕途抛弃，最终在欲望的驱使下走向毁灭。他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样的起点，却因选择与境遇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终点。当观众看到元来的脸时会联想到裴坚，这种视觉上的联想恰恰强化了角色的对照关系：如果裴坚失去了世家庇护，如果他也遭遇了不公的对待，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元来？这种潜藏在容颜之下的追问，让角色的悲剧性与现实感更添一层厚度。
在长安红茶案的侦破过程中，元来与裴坚还有过直接的交集。在裴坚为苏无名举办的接风宴上，元来作为长安县令陪同出席，彼时的他面带谦和的笑意，主动提及苏无名的狄公弟子身份，看似殷勤周到，实则在暗中观察这位新到任的县尉是否会成为自己的阻碍。而裴坚则在席间应付着各方关系，时而对元来的话语点头附和，时而不动声色地打探各方动向。彼时的观众尚不知元来的真面目，只觉得这两位官员眉眼相似却气质迥异，直到元来的罪行败露，再回头看这场戏，才发觉容颜的相似更凸显了人心的不同 —— 同样面对官场的复杂，裴坚选择在规则内游走，元来则选择打破规则毁灭一切。
这种角色设定也让演员的表演更具看点。当张子健饰演的裴坚在 “参天楼事件” 后被贬为橘县县尉，面对苏无名与卢凌风的送行时，眼神里的疲惫与警惕，与元来伏法前那种疯狂的不甘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的面容，在不同的剧情阶段承载了完全不同的情绪重量，观众既能感受到裴坚从高官跌落的无奈，也能体会到元来被欲望吞噬的悲哀。这种表演上的层次感，让元来和裴坚为什么长得一样的问题，从单纯的 “演员选择” 升华为 “艺术表达” 的一部分，使得角色形象更加立体鲜活。
从剧集的整体创作逻辑来看，这种设定并非随意之举。《唐朝诡事录》擅长用奇案折射人性，而元来与裴坚的容颜重合，正是这种创作思路的体现。他们的相似容颜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权力场中不同的生存状态，也照见了欲望对人性的扭曲。当观众为元来的恶行愤慨，为裴坚的结局唏嘘时，实则也是在思考：在相似的困境与诱惑面前，人性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这，或许正是剧集通过 “容颜谜题” 想要传递的深层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