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海南白沙阜龙乡打堆村，曾经斑驳掉泥的土墙如今爬满了村民手绘的彩绘：身着黎锦的妇女教孩童识物的画面旁，“依法办事，遇事找法” 的标语格外醒目，防毒宣传也化作生动图案融入墙绘。这些带着乡土温度的创作，正是美丽乡村建设中群众主体地位的鲜活注脚。正如 GB/T 32000-2024《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指南》所强调的，村庄规划需贯穿民意，阜龙乡的 “和美乡村 我画我家” 行动恰是对此的生动践行 —— 村民带着对家园的期盼绘制改造蓝图，乡干部逐户征集后通过 “榕树议事会” 整合优化，竹片编篱笆、石块铺小路，用最朴实的材料实现了乡村风貌的精致提升。
美丽乡村建设的根基在于科学规划与精准施策的结合。国家标准明确了村庄规划、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六大建设要求，而甘南州的实施方案则给出了更具体的实践路径：到 2027 年农村污水治理率需达 60%，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88% 以上。阜龙乡没有陷入 “大拆大建” 的误区，而是采用 “针灸式” 微改造，聚焦村民急难愁盼的杂草堆、垃圾坑问题，将闲置空地改造成小花园，让房前屋后长出整齐的篱笆与油麦菜。村民符德昌坐在自家菜园边的笑容，印证了这种 “花小钱办大事” 的建设理念，也说明美丽乡村建设从来不是追求 “形象工程”，而是要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升。
生态与文化的协同共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生命力。全国政协委员闵庆文在调研中发现，农业文化遗产正是串联二者的关键纽带。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等 25 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无不藏着 “天人合一” 的生态智慧。福建尤溪联合梯田的 “森林 — 村庄 — 梯田 — 水系” 四素同构系统，通过天然水循环实现灌溉节水；江西崇义客家梯田的有机肥堆沤技术，既保肥力又减污染。这些传统智慧正在转化为现代建设动能，阜龙乡保留黎族文化元素的墙绘与生态改造同步推进，甘南州将水土流失治理与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同一考核体系，都践行了 “生态美 + 文化兴” 的建设逻辑。
治理机制的创新则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持续动力。阜龙乡的 “榕树议事会” 成了破解村务难题的 “金钥匙”，古榕树下，村民随口提出的漫水桥会车难问题，经乡干部记录、实地勘察后，短短七个月就完成了改建。这种 “收集 — 梳理 — 交办 — 反馈” 的闭环机制，让 2025 年以来全乡 50 余条民意得到回应，236 件民生实事落地，办结率与满意度均超 98%。这与国家标准中 “乡村治理需构建自治、德治、法治融合体系” 的要求高度契合，也证明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治理效能的提升 —— 当村民从 “旁观者” 变为 “设计者”，从 “群众等” 转为 “我要干”，乡村的 “持续美” 才有了坚实保障。
在农业绿色转型的赛道上，美丽乡村建设正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甘南州实施方案明确 2030 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需达 85% 以上，各地也在推广环保地膜、秸秆资源化利用等技术。而闵庆文提出的 “遗产 +” 产业模式更打开了新思路：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通过文旅融合让古桑资源焕发新生，浙江安吉将竹编非遗与生态种植结合开发研学产品。这些实践让农业文化遗产从 “静态标本” 变为 “动态产业”，既守住了绿色底色，又擦亮了文化标识，完美诠释了如何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 它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改造，而是规划、生态、文化、治理的系统工程。
如今的阜龙乡，整洁的道路旁庭院雅致，村民的笑声与墙绘的色彩相映成趣；甘南的草原上，生态治理与文化保护同步推进；浙江的梯田里，传统智慧正在滋养现代农业。这些不同地域的实践共同勾勒出美丽乡村的模样：它既有国家标准的规范指引，又有乡土特色的灵活表达；既注重外在环境的提升，更扎根于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这样的建设之路，正在让更多乡村实现 “颜值” 与 “内涵” 的双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