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省级行政区的简称中，“黔” 与贵州的绑定早已深入人心，但这一简称的由来并非源于单一历史节点，而是历经数千年行政建置与文化积淀的结果。厘清贵州的简称为什么是黔，需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地域称谓，再到唐宋时期的行政建制演变，最终看其在后世的延续与固化。
战国时期，“黔中” 作为地域名称已见于史料记载。《史记・秦本纪》在记述秦孝公元年形势时提到 “楚自汉中有巴、黔中”，说明当时楚国已控制这片区域，其范围大致涵盖今湘西、黔东及川鄂部分地区，今贵州铜仁、江口以东区域曾属其管辖。不过此时的 “黔中” 还只是宽泛的地域概念，并未形成明确的行政区划。秦楚两国为争夺这片土地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 277 年秦国一度攻取黔中地并设置黔中郡，但郡治位于今湖南沅陵，且次年便被楚国收复。秦始皇统一后重置的黔中郡，辖境虽包括今贵州东北部小部分区域，但主体仍在今湖南境内，因此将贵州简称的由来直接归于战国秦黔中郡，显然缺乏充分依据。
从两汉到南北朝的七百多年间，“黔” 作为地名的存在感大幅减弱。西汉建立后，秦黔中郡被改为武陵郡，此后历代行政区划调整中，“黔” 字仅偶尔出现在山东黔陬县、四川黚水等与贵州无关的地名中。直到北周建德三年（574 年）改奉州为黔州，“黔” 字才重新出现在今贵州邻近区域的行政名称中。隋朝延续黔州设置，治所迁至彭水县（今重庆彭水），其辖境已包括今贵州沿河、务川等北部地区，这为 “黔” 与贵州的深度关联埋下了伏笔，但此时黔州仍未以管辖贵州地区为主。
唐朝是 “黔” 与贵州形成稳定关联的关键时期。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恢复黔州建制，唐太宗贞观四年（630 年）在黔州设立都督府，最初管辖施、牂、充等九州，后来逐渐统领今贵州乌江以南的所有羁縻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全国增设为十五道，黔中道正式设立，其治所虽仍在彭水，但管辖主体已变为今贵州大部分地区，这是中央政府首次设立以管辖贵州地区为主的行政建置，也是贵州简称 “黔” 的直接肇端。天宝年间，充州人赵国珍因平定南诏叛乱有功，出任黔中都督，守护五溪十余年，其家族几代人担任这一职务，进一步强化了 “黔” 与贵州地域的关联。
宋元明清时期，“黔” 作为贵州的代称逐渐固化。宋代虽以 “路” 取代 “道” 的建制，但 “黔” 的地域指向已深入人心。元明行省制度确立后，贵州于明代正式建省，尽管省以下行政层级多有调整，但 “黔” 作为贵州的简称被广泛使用。清代在省与府之间设置的分守道、分巡道等机构，也常以 “黔” 字冠名。民国初年实行省、道、县三级制，贵州被划分为黔中道、黔东道和黔西道，三道均以 “黔” 字开头，即便 1923 年道级建制被废除，“黔” 作为贵州简称的地位也未动摇。
值得深思的是，贵州历史上曾属夜郎国版图，也长期受牂牁郡管辖，但并未采用 “夜”“郎” 或 “牂牁” 作为简称。这背后是因为唐代以前的贵州地区尚未形成具有共性的地域实体，而自黔中道设立后，这片土地的行政聚合性不断增强，“黔” 作为贯穿数百年的行政符号，自然成为了贵州最具代表性的简称。从战国时期的地域泛称，到唐代的行政建制核心，再到后世的文化认同符号，贵州的简称为什么是黔，本质上是一部地域从分散到聚合、文化从多元到认同的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