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壮阔历程中，李德与博古曾在特殊历史阶段留下深刻印记，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人们难免会好奇李德博古后来怎么样了。这两位曾身处革命核心的人物，在遵义会议后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后续经历既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连，也彰显着个人命运的独特轨迹。
博古原名秦邦宪，1935 年遵义会议后，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职务，但并未脱离革命队伍，而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全面抗战爆发后，博古受党中央委派前往上海、南京等地，参与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工作。在庐山，他与周恩来、林伯渠一同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尽管过程波折重重，却始终坚守原则，为维护合作大局积极奔走。1939 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期间还曾代理南方局书记，在周恩来赴苏联疗伤期间，独自承担起南方局的日常工作，为恢复和重建南方各地党组织付出了大量心血，江苏、湖北两省省委的建立，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党组织的联络重建，都离不开他的统筹协调。
1940 年 11 月，博古奉调返回延安，此后他将工作重心转向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他牵头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担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在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延安，博古带领团队搭建起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不仅注重报纸的思想性和指导性，还积极改进办报风格，让党的声音能够更广泛地传播。1945 年，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继续在党的事业中发挥作用。1946 年，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宪法草案的审议工作，为争取和平民主积极努力。然而天妒英才，同年 4 月 8 日，他在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年仅 39 岁，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为革命事业奔波的路上。
与博古始终扎根中国革命不同，李德的人生在遵义会议后逐渐转向了异国归途。这位原名奥托・布劳恩的德国军事顾问，在遵义会议上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此后在延安主要从事军事教学工作。在延安的岁月里，李德经历了两段婚姻，第一段与长征女红军萧月华的婚姻因性格差异和战争环境的影响走到尽头，第二段与歌手李丽莲的结合虽曾有过温馨时光，却因 1939 年苏德关系紧张、李德奉命返回莫斯科而被迫中断。回到苏联后，李德受到了长时间的审查，期间虽曾要求参加苏德战争上前线，却未被批准，仅担任译电员等职务，后来还加入了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
二战结束后，李德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柏林军事学院担任教授，将自己在中国的革命经历和军事经验融入教学中，课堂上他常复盘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但对自身指挥失误的反思并不深刻。1955 年，他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的岁月》，书中记录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却存在不少技术性错误，且对遵义会议避而不谈，因此并未得到广泛认可。晚年的李德定居在柏林近郊的森林小屋，生活低调平淡，闲暇时喜欢用留声机播放当年从延安带走的粤语唱片，这成为他思念那段中国岁月的唯一寄托。1974 年 8 月 15 日，李德因哮喘突发在东德病逝，终年 74 岁，葬礼简朴，墓碑上仅刻着 “为理想而战” 的德语铭文。
李德博古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他们各自坚守的人生选择中。博古用生命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从统战一线到新闻阵地，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和平民主事业奔走；李德则在异国他乡续写着自己的人生，从军事顾问到大学教授，从革命参与者到历史见证者，他的经历虽充满争议，却也成为中德革命交流史上的一段特殊注脚。他们的后期人生，既有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也有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不可忽视的记忆。